据储能界了解到，随着全球工业化进程的推进，碳排放问题日益凸显，已成为影响全球生存环境的重大挑战。近年来，全球有151个国家提出了不同的“碳中和”目标，覆盖全球92%的GDP、89%的人口及88%的排放，其中超九成国家将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时间设置在2050年及之后[1]。韩国是继中国、日本之后第三个明确提出碳中和目标的亚洲国家，尽管产业化相较其他发达国家起步较晚，但在碳中和领域表现出较为前瞻的主动性和行动力，提出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本文旨在系统阐述韩国促进实现碳中和的战略部署，提出对我国的启示。
一、立法推进碳中和目标实现
韩国2009年在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承诺到2020年温室气体的实际排放量比预计排放量减少30%，随后制定出台《低碳绿色增长基本法》[2]及绿色增长战略实施计划与系列措施。2020年10月，韩国宣布将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3]，并在2021年8月通过了《碳中和与绿色增长基本法》（简称《碳中和基本法》）[4]，升级了之前的《低碳绿色增长基本法》，使韩国成为继欧盟、瑞典、英国等之后第14个立法推进碳中和的经济体。
1、构建以基本法为核心的立法体系
《碳中和基本法》明确提出2050年实现碳中和、2030年实现温室气体减排国家自主贡献（NDC）目标（较2018年减少40%的温室气体排放），还强调国家与地区层面需据此制定具体的基本规划，并配套实施评估机制，以确保各项减排措施得以有效落地与监督执行。其后，韩国以《碳中和基本法》为指导，对相关立法进行了修订和衔接，形成相对完整的立法体系[5]。比如，《温室气体排放权分配及交易法》《碳汇维护和促进法》《绿色气候基金运营支持法》是专门针对碳排放配额交易、碳汇管理和基金运营的；以《合理使用能源法》《区域能源商业法》《交通、能源、环境税法》等保障能源转型的平稳过渡；通过《木材可持续利用法》《滩涂及周边地区可持续管理和恢复法》《环境影响评价法》《海洋环境保护与利用法》等确保绿色低碳的可持续发展路径；以《应对气候变化技术开发促进法》《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和供给促进法》《二氧化碳捕集、运输、封存和利用法》《核聚变能源发展促进法》等推动碳中和技术的研发与创新；以《绿色建筑施工支持法》《绿色产品购买促进法》《国际航空碳排放管理法》《绿色融合集群创建和发展法》等为辅助，构建起气候变化减缓与适应并重的立法体系。
2、建立中央政府统筹、地方行业响应的治理体系
《碳中和基本法》倡导构建一种更加灵活高效的治理模式，在设立中央政府统筹领导机构的同时，积极鼓励地方自治团体、行业领域积极响应，结合各自实际创造性地实施具有地方和行业特色的促进碳中和措施，共同推动国家碳中和目标的实现。2021年5月，韩国设立了本国首个以应对气候变化为议程的国家组织——2050碳中和委员会，由总统直属，负责全面统筹创建以碳中和为目标的工业生态系统，并监督、审议和决定经济、社会等各领域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碳中和的政策举措[6]。它的任务不只是为未来发展营造政策环境，更重要的是推进产业结构的重组，为韩国社会的未来绘制“蓝图”。同时，韩国所有地方自治团体（17个市、道和226个基础城市）承诺“2050年实现碳中和”，并陆续制定温室气体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措施。其中，江原道和光州市宣布将分别于2040年和2045年提前实现碳中和目标；釜山市提出“让釜山成为没有气候危机的全球中心城市”的愿景，提出到2030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45%；光州市通过支持入驻企业100%利用可再生能源，建立能源自给城市[7]。截至2024年5月，韩国所有的广域自治团体均已提交区域碳中和实施战略《第一期省级碳中和绿色增长基本计划》[8]，大多结合国家目标提出了到2030年比2018年温室气体减排40%以上的目标，表明了地方积极落实碳中和战略的意愿。
3、先行打造完善的碳市场制度体系
韩国自2010年起实施温室气体和能源目标管理体系，当年9月将470家企业纳入目标管理体系，限制企业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消耗[9]，但该制度缺少企业自主减碳的诱因。2015年，韩国引入类似欧盟的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尝试利用市场机制促使企业自主减碳，部署了全国性碳排放权交易体系（K-ETS）[10]。和欧盟、日本等国一样，韩国的K-ETS也分为三个阶段分步实施运营[11]：第一阶段为2015—2017年，全部配额免费分配，可使用不超过总排放量10%的国内抵消信用额度；第二阶段为2018—2020年，97%的配额免费，3%需拍卖获得，允许使用国内和国际抵消信用，最高可达总排放量的10%，但其中国际抵消比例不得超过5%；第三阶段为2021—2025年，90%的配额免费，10%需拍卖获得，抵消比例降低为总排放量的5%，其中国际抵消比例不设限。K-ETS是亚洲第一个启动的全国性碳市场，目前已进入第三阶段，发展势头良好。K-ETS在2024年设定了5.48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配额上限[12]，对排放密集型和贸易密集型的工业活动提供了全部免费配额，旨在减轻工业部门的经济负担，并激励减排。此外，K-ETS在市场机制和价格稳定机制方面也持续进行调整，如通过向更多金融公司开放碳市场并提高配额持有限额来鼓励交易并降低价格波动，促进国际抵消信用转换为韩国信用单位，向最高效的控排单位发放更多免费配额以激励减排和低碳投资，加强企业碳排放监测、报告与核查（MRV）制度等[13]。
二、推进碳中和关键技术创新
韩国在《2050年低碳发展长期战略》[14]中提出了政策、社会和技术创新的方向：扩大电力和氢能使用、结合数字技术提高能源效率、促进脱碳技术开发和商业化、以循环经济促进可持续的产业创新、强化生态系统的碳吸收功能。为支持战略的有效实施，韩国随后发布《碳中和技术创新促进战略——10大核心技术开发方向》[15]，遴选出重点技术方向及其短中期技术路线/目标，包括氢能、生物能源、数字化转型以及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2022年6月，韩国科技评估与规划研究院又发布了以助力碳中和目标的10项新兴技术，包括高容量长寿命二次电池、清洁制氢等[16]。根据部署，政府通过跨部门分工协作，构建创新生态系统，促进碳中和技术应用与推广，创造低碳新产业，其中二次电池、清洁制氢等技术屡被提及。此外，以生态系统为主体的蓝碳被提到战略层面进行部署，成为韩国碳中和之路上的重要一环。
1、将电池技术视为经济转型的关键驱动力
用于储能系统和电动汽车的二次电池是实现碳中和的关键技术。韩国是传统的电池强国之一，在技术路线上研究十分深入。全球动力电池装机量前十名的企业中，韩企占三席，但其市场占有率自2020年以来呈现连年下滑趋势[17]。为应对全球该领域的激烈竞争，韩国在2021年确定“电池技术的发展是韩国经济转变为领先经济的关键驱动力”[18]，并在2022年明确“到2030年，韩国将占据全球40%的电池市场份额，成为全球第一电池大国”的目标[19]，通过“2030二次电池产业发展战略”[20]、“二次电池产业创新战略”[21]等战略措施，加大了对电池产业的投资，构建韩国本土电池生态系统并推动电池供应链的本土化，推动本土电池市场内需增长。此外，还在2023年底发布“二次电池全生命周期产业竞争力增强计划”[22]，提出从再制造、再利用和再循环等产业生态系统的角度积极利用废旧电池，以构建废电池生态系统，推动新一代环保高性能二次电池技术开发项目。
2、发展清洁氢能以建设氢能经济先导国家
韩国作为制造业大国，依赖稳定的电力供应来推动其工业发展，但受地理限制和可再生能源的间歇性等因素影响，太阳能和风能等电力来源并非经济可行的首选，因此韩国对发展氢能来满足能源需求更加重视[23]。此前，韩国政府提出了“氢能经济先导国家”目标[24]，预计到2050年，氢能将占到终端能源消费的33%、发电量的24%，超过石油，成为韩国最大的单一能源；同时成立了由国务总理牵头，8大中央部委部长以及产业界、学术界、市民团体等专家组成的氢能经济委员会，来统筹氢能产业化工作[25]。该委员会已召开6次会议，解决了很多现实中阻碍产业发展的关键问题。比如，在2023年12月召开的第六次会议上，决定对氢能配套产业推行培育扶持政策，集中培育水电解、液氢运输船、氢涡轮机、氢提取等10大领域40大核心产品，对氢气清洁生产模范企业授予认证，建设加氢站，推动氢燃料汽车普及，并确定国家氢能重点实验室运营方案[26]。近年来，韩国也陆续与沙特[27]、英国[28]等国达成新能源伙伴关系，共同开展氢/氨相关合作项目。去年，韩国政府宣布其首个清洁氢能生产、运输和利用的全周期生态系统将在济州岛建成，预示着其清洁能源应用迈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29]。
3、着力部署蓝碳：发展提升本国碳汇能力
以红树林、海草等为代表的沿海和海洋生态系统的蓝碳储存为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宝贵的自然解决方案。研究表明，停止世界各地对海草的破坏及其退化，每年有望减少6.5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这一数据与全球航运业的年排放总量相当[30]。2018年，韩国发起了“东亚海区域蓝碳研究网络”，希望以此为抓手在东亚海区域内推动蓝碳研究进程[31]。2023年5月，韩国发布《蓝碳发展战略》，旨在利用海洋生态系统实现蓝碳碳汇在2030年达到106.6万吨，在2050年达到136.2万吨[32]。为实现这一目标，韩国从三个方面进行部署。首先，通过增加咸水植物和海草等蓝碳，开发并保护无植被覆盖的滩涂和海藻等新蓝碳，打造水下森林，提高覆盖面积，来加强海洋碳汇能力和应对气候灾害能力；其次，建立新的蓝碳认证机制并长期推进，包括加速推动将上述新蓝碳纳入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统计，并将在各个海域建立蓝碳研究中心，与相关机构建立合作网络，提升相关数据质量；最后，扩大民间、区域和政府间的蓝碳合作，包括参与渔业和地方团体的建设，组建“蓝碳ESG投资组合”“蓝碳伙伴关系网络”，以及通过双边和多边合作、国际基金、政府开发援助（ODA）等国际减排力量，为国际减排目标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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